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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声往事 | 从农民到A股电声公司董事长:周海昌先生访谈(之一)
2022-05-26    来源:本站原创  浏览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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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“电声往事”专栏由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电声分会特别策划,计划通过采访、自述等形式分享老一辈电声人的创业经历,勉励电声同仁们坚定初心,直面挑战。

本期受访者:周海昌,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,以下简称“周董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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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穷可怕,但努力仍有希望


小编:周总您好,感谢您抽出时间参与今天的访谈。首先,我想了解一下您的成长经历。您初中就读于华师附中,中考也取得数学满分的成绩。请问,支撑您在青年时期发奋刻苦的精神动力是什么?


周董:我想这与我父亲的激励密不可分。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乡下,那个地方水都没有。为了补贴家用,我父亲7岁就在一个药材店做小工打扫卫生及做杂工。药材店老板人很好,教他认字读书,父亲学得也很认真。

16岁那年,为了糊口,父亲跟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去当兵。那时候的人都是文盲,整个连队,除了连长没有人懂字的。但我父亲可以写字,所以连长就经常让他读上级一些文件,每个月也要写帐,就这样慢慢做起了文书工作,由于他的字写得工整,后来也幸运地得到了更高级别军官的赏识调到上一级当文书了。再后来在他的师长亲笔写推荐信下,父亲去黄埔军校当学员毕业后当军官了。

老爸的经历告诉我,贫穷固然可怕,但是你如果自己能努力,还是能抓住机遇、迈向成功。那时为了省油晚饭后都不点灯,别人当童工晚上就睡觉,他就在晚上有月亮的时候跟着老板对着月亮学写字,这种刻苦的精神也影响和激励了我。


小编:您在16岁时成为一名人民公社社员。从学生到农民,您是怎样适应身份转变的呢?


周董:我所在的学校叫华师附中,教育还是挺好的。学校在我们毕业前,用了半年时间教育我们,要“一颗红心,两手准备”。能读书就读,不能读书就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,到最艰苦的地方。

我们那时很单纯,如果读不了书,就去当农民也可以。中国那么多农民,别人能干,我们也应该能干。那里的条件确实艰苦,我们在大城市里长大的,可到了南方到处是水田的农村,不能穿鞋子,赤着脚跟农民一起干活。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心态还挺好的,没有什么埋怨,干得还挺开心的。

我所在的农村,之前是没有电的,在我下乡之前一个月才刚刚通电。因此几乎没有人懂电工知识,所以我业余时间就经常帮他们干电工的活儿。

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好电工,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装电子管收音机,到六年级的时候就装好七管的电子管收音机了。因为热爱电工,所以不管是在农村修理电灯,还是防洪抗旱安装水泵,我都很容易上手。


勤勉刻苦,酸洗工也能做厂长


小编:您从1971年进入国光之后,做过很多不同的工种。这种工作经历对未来从事领导岗位有什么样的帮助呢?


周董:这种经历对我后来当了领导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有一个特点,就是干一行爱一行。如果我后来不当总经理的话,一直在电镀班,我相信我现在会是一个全国有名的电镀工程师。

我到电镀班后,一开始就是做酸洗工,将零部件上的铁锈用强酸洗掉再交给下一道工序的工人,这是最苦的工作。后面学习化验,检验电镀液的各种成分,一步步当上了工艺员,成为整个电镀车间的大师傅。我进厂的时候,很多工艺文件还是苏联的老一套,后来我们厂发展了一些新的电镀技术,我也开始主动编写国光的电镀工艺文件了。

后来我当了零部件车间主任,车间有很多机加工设备分布在八个班组,各种车床、磨床、冲床、纸盆和支片制造设备、电镀和喷漆设施等等,要学习这些设备的操作规程和生产工艺,那几年我学到很多东西。因为你要管得好,就要把每一种零件的加工工艺首先学会。懂得它的工艺,你才能搞技术革新,搞好安全生产和提高效率的管理,直到现在,我也非常熟悉这些机械加工。就是因为有这个经历,之后才能够制定非常接地气的管理措施,因为我是在用工人的心态设计这些制度,因此规章制度也很容易落地实施。

我初中毕业就去当知青了,我深知文化水平低将会导致我很难成为一个工程师或管理者。1971年我进入国光厂时还没恢复高考,但社会已开始拨乱反正开办一些业余夜校了,我用了十一年的业余时间,全部晚上和所有星期天都到业务学校上课。我先用二年时间补习高中课程,之后用二年读了电化学中专,之后再读了一个大专分折化学和一个大专汉语言文学,再花三年读完工商管理并取得硕士学位。这其中有多辛苦可以想象,但随着知识的增长又会有更多的欢乐,知识的增长帮助了我此后事业的进步。

 

实事求是,用发展倒逼改革


小编:您在1988年在国光推行中外合资模式,这一改革对公司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?


周董:我认为当年国外的管理体制相对于国内的计划经济模式,有以下几个优点:

第一个就是董事会取代了厂长的一言堂。公司怎么干,战略怎么规划,不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,也不是工业局说了算,而是必须要通过董事会去评估能不能干,应该怎么干。

第二个就是对投资的风险评估。过去计划经济那一套,就是上面给你一个什么计划,让你投资一个什么东西。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评估,你就去干,失败了也就失败了。

但是引进合资的机制以后,必须要有市场的评估的机制。这个东西投下去以后有没有市场,有没有客户;如果有的话,有多少量?这个东西投下去以后,将来哪些因素会对生产的成本产生影响?汇率波动对这个投资有多少影响?等等,这些都需要科学评估。

从管理角度上来说,当时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取决于工龄,但是外企发放的工资完全基于对每一个岗位进行严格的评估。我施行中外合资以后,首先也引入了这个岗位工资的概念,所以一下子就调动人的积极性。这也促使大家都努力去学习,提高技术水平,争取干那些重要的、技术含量高的岗位。


小编:在2000年,国光自此正式变为民营企业。您当时为了动员职工购置股权都付出了哪些努力?


周董:那时候已经当了十二年的总经理了,我认为我对市场与客户是非常了解的。我首先告诉员工们,这个行当竞争非常激烈,如果要国光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,就一定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,所以这个事情最好员工参与,员工做主,员工说话,而不是让国资委去说话。

此外,我也和员工们讲了市场的前景,因为我很熟悉客户跟市场,对国光很有信心,对未来的市场也看好。股改以后,我有信心带领大家将国光更好地发展下去,大家也能安心在国光干一辈子。

但现实问题是,大家的工资一直就不高,如果买的股以后无法上市,岂不就是一张废纸?

对此,我呼吁大家放心去买,你们买不完的我全包了,哪怕借钱也包了,这样就让大家有信心,因为我周海昌最后可以全部把它买下来。

在这种氛围下,员工们努力筹钱去买,最后员工买了超过70%。剩下的28%左右,我借钱都买下来了。这个风险也很大的,万一国光上不了市,那我每年还的利息都不得了,退休金都要用来还利息。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——大家很努力,国光上市了,企业受益了,我也受益了。

 

(本期采访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段浩然)